内含道德价值的礼，高于工具性的律法，赋予律法以伦理性的价值。

而在《易传•系辞上》中所讲的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则是一个哲学术语，指有形的具体事物。[1]可见，器字的本意是器皿、容器之义，后引申为器量、才用和人才以及器重等意思。

但其实这句话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得到新的解读。丁纪先生在理解杜维明先生的这种解释时认为：他人（‘民）非我之手段、工具而为其自身之目的，我（‘君子）亦非我之手段、工具也，我于任何意义上一旦为工具，他人亦无时不有堕为工具之危险。三前而罗列了一些学者对君子不器的解释，究竟何种解释正确，我认为只要能够自圆其说，皆为正确。但杜氏之解释与孔夫子之本意是否吻合，实难断言，我在此亦无意深究，不过，总觉得用西方哲人所提之理念来阐释东方大儒所说之话语，似乎尚值得商榷。但是，我认为，既然编撰者将君子不器一章列入《为政》篇中，必然有它的道理，要不然，为何不把此章列入其他篇中呢？況且将此处之君子理解为二者兼具，也完全能够讲得通。

程艾兰（A.Cheng）（1981）：大师说：‘君子不是只有一种用途的工具秦先生在美加学界大有名气，但国内研究中国哲学者却少有引介其研究，她去世前的名著《朱熹的宗教思想》（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）也未见国内有所评论。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远不等于政治，更不等于政府，而是指的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，这个共同体中既有政治国家，也有公民社会。

[14] 陈独秀：《答程演生（国文与国学）》，1917年2月1日《新青年》。这涉及经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国学对于现代学术诸科的奠基作用，不可能是分类对应上的，而应该是精神上：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、更不用说人文学术，都不可能在国家性上是中立的。近代以来的汉学、尤其现代汉学，萌芽于16～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，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。

当今的汉学主流是西方汉学，对当今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，然而无论就其目的、还是就其方法而论，都与我们所希望的国学毫无关系。当然，中国思维方式并非没有分析，例如《周易·系辞传》就说过：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

试问：我们为什么要做成中国文化史？为什么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？国学的目的，是为建构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服务，为之提供精神支撑。因此，这里尚须指出：其二、这种分析乃是西方式的分析思维，而非中国式的分析思维，换句话说，这种分科是没有中国性的，由此建立中国的国学也就无从谈起。二、就其方法而论，国学并非学术史（史学）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，而是经典诠释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经典系统本身也需要当代化，未必还是传统六经、十三经、四书的模样。

而我作为诠释者、经作为被诠释经典，都是在注这种诠释活动之中被给出的，注之后的我已不是之前的我，注之后的经也不是之前的经了。实证史学在学理上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必然遭遇认识论困境：事实上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所谓客观的历史，我们只可能知道被历史学家叙述出来的历史。真正的国学乃是在这样的经典诠释中生成的，从而不是前现代的经学，而是现代性或者说当代性的国学。* 原载《中国哲学史》2012年第1期。

但令人遗憾的是，国内却有不少学者崇尚用这种汉学的方法来研究所谓国学，且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。[⑦] 其自序云：今日者，……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，不问其与我国国情政俗相恰否也。

[⑨] 胡适：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，1923年1月《国学季刊》第1卷第1号。用西方的汉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国学，那仍然是一种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境况。

问题可解决的，都解决了。举例来说，如今四川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三个大学同时在搞的儒藏就是这样的东西。例如，赛义德（Edward W. Said）的后殖民理论便已足以惊醒我们：究其实质，西方汉学——西方世界关于东方中国的话语，只不过是一种东方主义（Orientalism）而已。然而这五大特征却都是现有的所谓国学研究尚未具备的。第二，就其方法而论，国学并非学术史（史学）那样的对象化或客观化的科学研究，而是经典诠释。真正的国学应有以下五大基本特征：第一，就其性质而论，国学既非西方的汉学（sinology），也非原教旨的经学，而是一种现代性的中国学术。

现代所谓学术史本质上只是一种实证史学、而非国学。真正的经学绝非什么社会科学，而是在家族社会、皇权时代的生活方式中生长起来的思想观念、价值观念的学术表达，不仅渗透在那种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中，而且成为国家意识形态。

古代汉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经学研究是毫无意义的。

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，其所谓国学绝非国学。经学的时代确确实实已经过去了。

所以，我们今日的任务不是什么重建经学或新经学，而是建构真正的国学。将来只有一种知识：科学知识。第五，就其作用而论，国学作为一种学术，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，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。这种研究，事实上是用那种属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模式的史学方法，来研究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经学对象，颇有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意味。

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，不含褒贬的意义。中国传统的学术也有自己的分科，从孔门四科到十家九流、七略、四库莫不如此，但这种分科却自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、立场、原则、方法，诸科从而构成一种具有系统结构的单一学说。

胡适在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中列出了国学的一个系统：①民族史。尽管所谓国学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，但真正的国学尚待建构，或者说，我们还仅仅处在这一建构过程的初级阶段。

国故包含国粹，但它又包含国渣。这里所说的柔性国家意识形态，是笔者所提出的一个概念：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存在着两种表现形式、或者说是两种实现途径：一种是刚性的、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，比如说宗教性的国教、或者非宗教性的官方思想体系，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根本的规范性、指导性的部分。

[⑨] 显而易见，胡适所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历史学，而且是所谓中立的实证史学。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，都是我们的国故。第三，就其形式而论，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，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。只承认科学主义的、实证主义的学术，不承认此外的其他学术。

我们若不了解国渣，如何懂得国粹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，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，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：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，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，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。不过这里必须强调：真正的国学并非现今流行的这种所谓国学。

[⑦] 钱穆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。不仅如此，甚至那种严格照搬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方法的做法，也都是值得商榷的。

[15] 这难道是百家平等，不尚一尊的态度吗？事实上，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，无不有其精神上的奠基性学术，这种学术不仅体现着西方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，而且体现着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国家性（nationalness），从而对于其它学术具有某种统摄作用。[⑥] 梁启超：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本，1932年中华书局版《饮冰室合集》本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。